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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皇山下一老兵—— 访黄埔教官李文烈

日期:2017-09-20 10:36 来源:《黄埔》杂志 作者:龚玉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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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杭州,离西湖不远的玉皇山下,一个粉墙黛瓦、外面围着木栅栏的小院里,住着一位抗战老兵李文烈先生。2017年2月26日,我们访问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长者,听他谈起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。

  青少年时代

  我1923年12月生在杭州玉皇山下,我的父亲,我的爷爷,我家世世代代就住在玉皇山脚。在这块叫阔石板的土地上,我家祖辈以务农为生。

  我的父亲叫李东园,母亲宓文珠,在城里的清河坊开了一家杂货店。我从小住在山下,早年跟着爷爷上山打柴、砍树、种地,儿时在山下玩耍,在溪里摸过螺蛳,在水塘里捉过鱼,对这里的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,可说再熟悉不过了。

  我自幼对阔石板这块土地有着深厚感情。从小时开始,我就看着一群群、一队队上山烧香的善男信女,背着香袋,举着“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安居乐业”的旗帜,浩浩荡荡开上山去,乞求玉皇大帝的保佑。

  儿时,我在城里清坊街的高银巷小学读书,1937年,我14岁,日本人打过来了,附近的老百姓纷纷逃到玉皇山上的福星观去避难。

  至今我仍记得,福星观主持叫李理山,一个和蔼可亲的道人,收了几个徒弟,对我们小孩子也很客气,非常和善。抗战时,他在山上的紫来洞里建了一个避难所。那个洞很深,里面有两层,许多难民就在这个洞里躲避日军的炮火。日本人占领杭州后,将难民们赶出了避难所。我亲眼见到日本鬼子在玉皇山上杀害老百姓,强奸中国姑娘,当时就有了抗日报国的念头。

  清河坊小学毕业后,我在井亭桥附近的树范中学(今杭九中)读书。

  逃离杭州

  在中学读书时,有一个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他叫陈迈,是“艺专”毕业生,教我们图画。

  其实,陈老师也只不过长了学生几岁而已,他把我们当兄弟姐妹来看待,尤其是几个在班里比较活跃的学生,更是另眼相看。陈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。在他的策划下,同学们偷偷到街上去张贴抗日救国标语。

  有一天,陈老师突然将我们几个贴标语的同学叫在一起,说道,听学校里教日语的一位日籍老师说,警察局已经开始注意这所学校的学生了。我们不能再在这里继续读书了,否则,有可能被日本兵抓去。

  于是,我们几个同学瞒着家人,匆匆忙忙到了湖滨八弄(今六公园后面)一所大房子里集合。在那座房子里,我见到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。

  那天晚上,陈老师与另外几个大人将我们送到湖墅一个地方的一条船上(当年湖墅还是城外一个冷僻的地方)。

  次日早晨,小船载着我们离开了杭州。船过祥符桥时,桥上有几个日本兵守卫着。虽说日本人占领杭州城区,但是城外仍是游击区。

  日本兵大声喊道:“你们是什么人,到哪里去?”

  好在学校里学过日语,我大声用日语回答:“我们是学生,到城外去看亲戚。”日本人见到船上只是些小孩子,也就放行了。

  我们坐的船先到余杭,那里有人接应,游击队员将我们送到了临安天目山上的禅源寺。

  抗战时,禅源寺是浙西天目山的抗战大本营。此时,正好ag电子游艺在招生,我与几位同学听说后,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游击队员熟悉山区地形,将我们沿着天目山丛林中的崎岖小路,七转八拐,一直送到金华(当时金华仍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下)。

  由金华到陕西的长途跋涉

  1939年9月,16岁的我和同学们先乘火车到上饶(这段铁路尚未被日军破坏),下了车,大家开始步行。每行军三天,休息一天,由上饶先走到湖北宜昌,再到湖南的醴陵,然后,到桂林,最后经过贵阳到达抗战大本营重庆。

  在重庆,我们休整了7天,继续沿嘉陵江边的小路,经过南充、阆中、广元、留坝,走古栈道,翻秦岭,出终南山,到了关中平原。在宝鸡,我们坐火车到达陕西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王曲七分校。

  那次行军花了4个多月时间,途径7省,行程逾万里。到了军校,带队的教官向校方汇报了我们的情况。胡宗南主任听了,说道,大家先休整一个月,保养好身体,等身心健康恢复以后,再入伍训练。

  在ag电子游艺七分校

  一个月休整后,进行入学分科考试,军校有步兵、骑兵、炮兵、辎重、通信等科,我分在12队的步科。大家住在一个庙宇里,剃光了头,睡的是一排排的通铺。每天早上吹号起床,我们将棉被叠得方方正正,由分队长带领在公路上跑步。回来后,洗漱,吃早点。每天上午在操场上学习徒手格斗,或持枪操演的基本训练,诸如立正、稍息、变换队形、劈刺、铁杠、木马、跳远、穿越障碍物等。下午,学习军事知识与政治。夜间则不时有紧急集合。

  还有军官教育,原本为3年,因为正值抗战非常时期,缩减为2年,内容有操场训练,例如班、排、连的队形变换,战斗指挥以及野外战术训练,诸如攻击、防御、实弹射击。学习的科目有,兵器学、地形学、法律学、交通学、军制学、绘图、测量、射击教法、阵地要务等。每个同学都要轮流充当值星官。毕业时,校长蒋介石到校检阅各科兵种的演习,并向学员训话。

  毕业后,我被留校当教官,从少尉做起,一直到上尉区队副、区队长。我是黄埔18期学员,由此,我成为第19、20、21期的教官。

  20世纪40年代后期,我与一位在西安军校当教官的绍兴籍同学屠由信一起到了南京,国军正在组建海军陆战队,屠由信留下来,参加了海军陆战队。我到了上海,此时,85军23师师长李弥将军正在招兵。有人介绍我去应征,我成为少校副营长。

  未久,解放军挥师渡过了长江,我们的部队撤退到义乌时,我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,离开了军队,回到了杭州,住进了玉皇山下阔石板的老屋。

  我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。我想,从此以后,不再打仗了,就在这里耕田种地,当个农民,打发以后的日子。

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

  回来的第二天,杭州解放了。到了次年(1950年),派出所找上门来,所长对我说,你先去集中学习,以后会安排工作的。之后,我一直在南湖农场改造。

  1962年,我从农场回家,但已经不能再回到玉皇山下阔石板的老家了。别人告诉我,我的家人在1958年的“城迁”运动中,被迁送到上泗的周浦人民公社去了。

  我到了周浦与家人团聚,三个妹妹都不认识我。因为我走时,她们只是几个小孩子。母亲宓文珠,笃信佛教,念佛吃素。我们一家人先住在贫下中农家里,后来,在农民的屋子旁边搭了间屋子,一个茅草棚,全家人靠务农为生。周浦乡亲对我们一家人非常友善,帮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关。

  20世纪80年代初,国家有了新政策,允许当年的“城迁”人员返回原居地落户。由此,我们全家在1982年又搬回到原来玉皇山下的老屋,户口也迁回了南山大队。

  回到玉皇山

  回到老家玉皇村以后,我就在玉皇生产队所属的南山大队办的一个汽车修配厂做事。我的毛笔字写得好,汽车上的字,大部分都是我写的。我还外出接洽业务,厂里算算写写的事也多由我来承担。那时我的工资也有三四百元钱一个月,生活有了转机,心情也渐渐舒畅起来。

  我结识了一个到修理厂打工的台州妹子,比我小12岁,我们结婚了。那年我快60岁了,开始了新生活。我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,她先我一步走了。

  1993年2月,我的老同学、老同事,台湾陆军退役中将屠由信夫妇到杭州旅游,早年他到过我家,仍记得我住的地方,凭着记忆找到玉皇山下,终于见到了我。数十年后,海峡两岸的老同事、老战友,再次相逢,我们开心极了!

  90年代,那家汽车修配厂停掉了,我能拿“老年补助金”(今有1000多元)。后来,玉皇村“撤村建居”,我成为净寺社区的居民。我现在已经94岁了,今天仍住在玉皇山脚下。

  几十年来,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出门走走,锻炼身体,习惯成自然,多数时间是攀登玉皇山。今天,玉皇山上已经铺了石级,早年我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打来回(上下玉皇山),并无粗喘气。今天我仍能沿着石级登山,走到玉皇山的半山腰,然后,慢慢下山走回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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